在这方面，女性主义一向有着丰富的思考资源。这几年大红的日本女性主义者上野千鹤子一再强调，在她看来，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弱者可以得到照顾的社会。而2023年译介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《凯列班与女巫》也迅速成为热门书籍，其作者西尔维亚·费代里奇是一名年逾八十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，她质疑了线性进步史观——即现在一定胜过过去，而未来又比今天好的观念，她提出，在妇女问题上，恰恰是早期资本主义将妇女编入现代家庭，进行无偿的再生产，反观前现代，社群、家族的存在，却更有可能为妇女提供一定的空间和保护。
“人文行记”与“在地观察”是年度行知图书的两个主要分类，前者令人直接联想到旅行、考古等学科或相关类别；后者可以跟社会学、人类学、纪实写作等挂钩。
【编者按】从2012年到2019年，社会学者姜以琳用了7年时间对28名学生进行了跟踪观察和访谈。在此基础上，她完成了《学神：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》。这本书不仅填补了中国乃至东亚社会里精英青年成长研究的空白，更重要的是还以青年学者的视角，试图回答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：来自精英家庭的精英青年，如何通过教育这条道路，成功实现阶层复制，并占据优势。以下是第一财经对姜以琳的采访。
第一财经：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北京的精英中学生，《学神》把这群位于金字塔顶端的青少年们，如何在高中通过考试分数与轻松程度，认识自己在学校的地位体系，以及他们如何学会欣赏并适应这种地位等级，还有“学神”身上的优越感甚至自私，也客观呈现出来了。很多人看了感触还是比较多，网上也有对这群精英学生的批评声音。我很好奇，他们看到书了吗？又是什么反应？
姜以琳：一开始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，也是被各种暴击，花了很久时间适应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学术书不是报告文学，是用自己学科的方式去分析和研究。国外很多类似社会学研究出来，受访者或是被观察的人，都跟研究者切割了，或者是对研究者有各种批评、谩骂、厌恶，觉得研究者背叛了他们。我最感动的是，我把书送给这群孩子后，很多人并没有这样。有些人已经不记得他说了什么，也有人看了不开心。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学生，在高中时期就已经有反思能力，大学受到的教育也告诉他们，这是一本学术专著，不是个人自传，他们能理解学术专著的审视方式，知道不是对他们的人身攻击。
第一财经：那你认可他们对“学神”“学霸”“学渣”“学弱”四个地位体系的划分吗？
姜以琳：不一定认同，但我知道这对他们而言就是他们的世界，我没有办法不接受。和他们一起相处了一年半后，我也变了，觉得这样的划分是“天经地义”的，甚至回到美国之后，也用这群精英学生们的眼光去看世界，不断被同学严肃地反驳后，才又花了大概一年时间让自己调整回来。
当时，一个同学跟我说自己妹妹在哪里读书，我可能有点客套，说“那也是个很好的公立中学，恭喜你”，对方就生气了，觉得我的笑容好像看不起妹妹。这种情况一个月内发生两三次后，我才意识到原来潜意识里自己看学校的眼光也拔高了，没意识到其实大部分美国学生都上不了常春藤联盟大学。
所以这段田野调查经历对我而言，也是一个成长。我进入一个地方，融入了，再带着他们的眼光回到原本的团体，才意识到自己也被改变了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我觉得我的田野调查也很成功，因为我真的在用他们的眼睛观察，但我不自觉地被同化了。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朋友，我也很喜欢他们。我常常说，除了他们的爸妈以外，我是全世界最希望他们成功的人（笑）。
“学神”会成为傲慢的精英吗？
第一财经：从你的观察中可以看出，“学神”们普遍认为自己成绩好，是天生智力过人，跟老师还有家长的付出没什么关系。这种心态会不会让他们长大后忽视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，最后成为“傲慢的精英”，或是赤裸裸的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？
姜以琳：其实不是只有他们，全世界的精英都有傲慢。但我觉得，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华夏民族观下，这些孩子比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下教育出来的精英，更愿意回馈自己的社会，也更知道要跟政府保持好关系，他们的家庭观念、群体观念也更强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未来会回馈社会多少，但是跟其他国家的精英比，我不觉得会输。
申请美国的大学需要社会实践，美国很多精英青年偏向在当地洗车，或者去帮忙发送物资之类。我们的精英阶层孩子都是去支教。这完全是不一样的眼界，说明他们很关注社会，尤其是文科生更会关注弱势群体。
北京精英中学的校长们，也非常努力地想让弱势阶层的优秀青年进入他们的学校。我做田野观察的学生，除了少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大多数人的父母是外地考到北京的，他们逢年过节要跟着回老家，也知道外地普通人的生活。
只是我在北京做田野观察的时候，不觉得他们身上这点有什么特别，《学神》里面也没写。
因为我是社会学者，本来就要关注社会公正，我只会觉得他们做得还不够。但是后来我看到其他国家的精英青年，以及关于他们的研究，回想起来才觉得北京这些孩子其实真的在乎社会，也希望回馈社会，只是回馈社会的方式可能和有些网友想象的不太一样。他们不是给社会捐钱，而是代表各行各业在国际上做交流，也许他们没有办法进入政策制定的核心圈层，但有话语权、有亮点、有影响力，就能让大家看到中国人的存在。
所以《学神》里我虽然记录了很多对他们的观察，但我觉得他们不至于给读者留下糟糕的印象——因为我很喜欢他们，所以还是要帮他们说话。何况那时他们就16~18岁，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、全社会都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就是考大学，所以才一切围绕着考试。用我们成人的观点去批判当时的未成年人，也不完全公平。
中国精英教育在国际上没有特别优势
第一财经：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从你的观察中可以感受到，这些精英“学神”“学霸”享受了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，但他们有时基于分数表现出来的傲慢和优越，确实看了让人内心比较复杂。从你的角度来说，教育的意义何在？
姜以琳：我不知道大家对教育的想象是什么，我们认为的教育应该公平地促进阶层流动，提高国民素质，但同时又需要培养出一群精英学生，这对教育赋予了很多意义。农村、县中的孩子想往上实现阶层流动，部分人通过教育可以做到。但北京这群精英孩子，要求的教育是帮助他们走向国际社会，他们的比较对象就是国际上的精英教育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他们没有特别多的优势。
首先，我们有一些结构上的限制。中国留学生被排斥在西方校园的社交圈之外，在校园内面临种族隔离的制度性挑战。室友分配，尤其是新生室友分配，通常由学校决定，所有中国学生都被分配到中国室友，可见这种模式并非个人偏好，而是制度隔离的结果。中国留学生光是要融入“白人圈”，就需要无比努力，无比优秀，才能够克服这种制度挑战。
其次，中国精英青少年是在国内教育制度下被培养出来的，就算不是接受应试教育，也会受上千年科举考试传统影响。但西方国家的精英不是这样，就像《特权：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》一书里写的，美国精英青年的精英意识和行为，从进精英中学开始，就一步步在穿衣、进餐等日常生活和互动中形成。这种教育出来的精英，更熟悉精英社会的规则，也可以很好利用规则。
到现在，还有读者会给我写信说，自己是普通人，看完《学神》后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之类。我觉得倒也不尽然，我只是告诉大家精英青年的情况，希望大家看了书能理解他们的观点，最后让社会知道，我们该怎么用好这群人。
“小镇做题家”没有的高配得感
第一财经：书里讲“学神”大鹏把地理老师“挂在黑板上”，上课敢于直接走上讲台擦掉老师黑板，重新解释一个知识点，给老师公开纠错，也令人印象深刻。非常巧的是，我曾经听上海一个类似书中“顶峰中学”的老师说，也有学生在老师找谈话时说，以后他考的本科会比这位老师的本科好。是不是在顶尖中学，学生们因为非常优秀，就更自信，更敢于挑战老师的权威？
姜以琳：对，这些都表现出来精英有种“配得感”，只是你说的这个学生更加没礼貌。大鹏擦了地理老师的板书后，老师有惩罚他吗？老师没有做出任何反击，学校也没有类似制度。家长知道这件事什么处理？他的同学们呢？有没有人觉得学生怎么可以是这样子，是不是应该跟他说一下？也就是说，这件事大家本来有很多种方式处理，控制一下“学神”们的高配得感，但没有任何人做。如果全部都在等着别人来做，那就不会有任何改变。
精英的配得感是从小耳濡目染后形成的。他们最主要的身份彰显就是有高配得感：“我难道不值得拥有这么好的东西吗？”“我难道不值得更好的老师吗？”重点是没有人问过他：“你凭什么觉得你值得？”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没有谁在乎高考成绩，他们的配得感会稍微消失一点。
第一财经：在《小镇做题家》和《金榜题名之后》里，也访谈了来自县中的“学神”，但我注意到，里面从来没写过他们有这样的配得感。为什么这种配得感在大城市“学神”身上才会出现？
姜以琳：“小镇做题家”不是真的没有配得感，而是没条件。北京这些“学神”的配得感是，我就值得考好后连续去滑雪三次，爸妈办得到。所以一方面要有物质资源，另一方面是“小镇做题家”总觉得大城市的人很厉害，这又涉及户籍制度，还有城乡差距。而《学神》书里这一群精英孩子，他们有北京户口，有教育、财富、文化资源、社会资源，当然会觉得有高配得感。但是他们到了国外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目前看来别的国家精英都没有，只有美国精英才这样觉得，因为美国在制定游戏规则，有话语权。
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《Best of the Best》，和《特权》差不多同时出版，但没有翻译成中文。书里面还讲美国的精英学生甚至可以抽签决定要进哪一个学校，因为他们只要申请了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，三个学校都能上，一群男生就坐在宿舍里抽签，这又是完全不同层次的精英教育了。
从国际教育框架下看，中国的精英学生相当优秀，有自己独特的优势，知道怎么有定力地来为一件事情付上十几年努力，愿意付出代价，可以心无旁骛，而且有高配得感。劣势就是国际规则不是他们制定的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他们去适应。
继续看他们怎么培养“精英三代”
第一财经：从你的田野观察中可以发现，学校也一直在灌输学生们非常优秀的观念，觉得成绩好理所当然，比如很多学科的老师，在考试过后对学生们说：“你们的平均分应该是满分。”对此你怎么看？
姜以琳：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。第一个方面是，老师不可以根据分数对待学生，应该公允地评判每一个学生，需要让学生知道社会有多元层面，不是分数高就可以。不过这种教育也有正面的东西。学校一直给学生这么高的期待，他们真的会以为可以为国家做出什么事情来，比如有老师上课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每一个人未来都可能会成为我们国家的总理。”我刚听到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“开玩笑吗？”有些学生也觉得很好笑。但是你每天灌输这种话，一年一年地灌输，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，有这样的目标为社会做出贡献。
这些精英青年们，他们要资源有资源，要人脉有人脉，是天之骄子，他们如果不走得高远，谁走得高远？就像克莱尔的爸爸，从内蒙古一个村子考到北京读大学，妈妈是有博士学历的医生，她就希望女儿走向世界的舞台。他们必须要做到，也被认为应该要做到。当老师、家长，包括整个社会都给了他们这样的期许，他们就背负着期待往前走吧。
第一财经：你未来是否还会继续追踪这群青年，看他们更多的发展变化？
姜以琳：《学神》出来后，在国外虽然获得各种赞誉，但是在国内其实批评的声音蛮多的。有些人会自曝说，自己就是我调查的学校毕业的。本来我以为自己做得很好，都是匿名，结果有点像是“秘密”被撕开了。所以我希望在保护学生们的前提之下，暂时不把他们当做观察对象，希望他们好好生活，受到的抨击可以少一点。
另外，我不是做访谈，是观察为主。如果以后他们再愿意我去观察，我想等他们结婚有孩子后，看他们怎么养小孩，就是第三代精英家庭如何再生产，无论是阶层向下、保持或是再往上，我都想知道。那群孩子，现在最大的有30岁，最小的26岁，有些人已经结婚，他们其实是一群很负责任的人，觉得没准备好，就不想要小孩。所以我想再给他们10年时间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他们高中是什么样子，时过境迁之后如果看他们怎么养小孩，甚至把他们孩子的高中和他们的高中做对比，肯定很有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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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晓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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